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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貿易園區有哪些“自由”?

貿易“自由”

      傳統自貿區內的自由貿易之所以比區外要自由,主要是實行正面清單管理。簡單講,就是對區外不能做而區內可做或滿足一定條件可做的貿易種類列出一個清單。在該清單所列范圍內的貿易,區內均可以做。

      上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季度例會審議并通過了在“上海自貿區”內暫停實施《文物保**》部分條款的決議。根據《文物保**》,傳統自貿區的注冊企業不能從事文物拍賣業務和文物進出口貿易,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上述決議,在“上海自貿區”進行文物拍賣和文物進出口貿易已不受《文物保**》的約束。

      傳統自貿區內的貿易主要集中于加工貿易和一般進出口貿易。而眼下全球經貿活動的一個新趨勢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相對于實物貿易,服務貿易有點摸不著看不見,但從趨勢看,服務貿易的市場盤子和“油水”,與前二者毫不遜色且有得一拼。譬如,生物醫藥、計算機軟件、文化創意、通訊與IT、工程設計等領域在剝離了核心技術之后的外圍研發的服務外包貿易,上海若不主動爭搶,就會被別國和別的經濟體搶得先機。在這里,關鍵是服務貿易的服務認定、通關便利和稅收政策,而“上海自貿區”恰好為此提供了一攬子解決方案。

      還有,上海原有四個自貿區的貿易形態已經比區外自由得多,但依然局限于本地交易為主。對于“上海自貿區”所賦于的“油水”大得多的期貨貿易、保稅期貨貿易等上海尚呈空白。而業內人士已有所了解的轉口貿易和離岸貿易,則處于零星的試點之中。所謂離岸貿易,通俗講,就是貿易的主體一方是在“上海自貿區”注冊的企業,貿易的另一方甚至多方可在別國和別地,貿易通關、驗收、交割均在異國異地進行,但會計與稅收的結算卻在“上海自貿區”進行。一旦上海擁有了上述“貿易自由”,等于為上海新安裝一部建設國際貿易中心的發動機,若操作得當,上海經濟將平添一個新的增長極。

     開展轉口貿易,可供上海從容開拓的空間應該更大。上海目前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為100%左右,相較于香港近300%的外貿依存度,上海簡直就是個“小弟弟”。香港的外貿缺乏制造業托底,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均乏善可陳,其300%的外貿依存度主要由轉口貿易作為基礎。上海正相反,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由上海制造、江浙制造和長江流域制造共同托底。如果上海通過若干年努力,把轉口貿易做到如今香港的水平,上海年度外貿總額可做到現在的4-5倍決非異想天開,果真如此,上海才可被真正稱為國際貿易中心。可見,即便不計入期貨貿易和保稅期貨貿易的巨大潛力,僅寄望于傳統貿易、轉口貿易、離岸貿易“三翼齊飛”,上海國際貿易中心的發展空間就足夠讓上海人憧憬。

金融新“自由”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球跨國公司500強在上海建立公司總部或大區總部的已不下400家。可是,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行政總部”而非“結算總部”。“結算總部”才能形成“總部經濟”,才能為上海帶來真金白銀。現狀的尷尬在于,跨國“行政總部”利用上海發展“總部經濟”的急切,借機在上海圈地。上海何以如此尷尬,這就涉及上海的金融“自由”很欠缺。

      還有,上海“總部經濟”這些年雖吸引到不少跨國研發中心,但未能為上海帶來同樣收益豐厚的“研發經濟”。問題還是出在上海的金融欠“自由”。

      再有,前文所及的離岸貿易等,結算雖在異國異地,但賬目還得記在上海這個注冊地,如果缺乏金融“自由”,離岸貿易就難真正發展起來。

      歸納起來,在“上海自貿區”實施的金融“自由”至少已包括:區內人民幣與外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人民幣與外幣離岸賬戶結算業務并構建區內離岸金融中心,并*終形成離岸金融市場;利率與匯率的市場化以方便區內企業規避利率和匯率風險等。

      此外,各類資本愿意到“上海自貿區”安營扎寨的目的是賺錢。錢賺到后,還必須允許人家一方面繼續享受區內的一攬子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允許人家把所賺之錢用于人民幣境外直投和實施跨境結算。進一步,區內中外企業要擴大再生產,就必須擁有方便快捷的低成本籌融資服務,那就得允許人家把區內的存量資產證券化,允許在區內批量開辦專業化經營的民營銀行。

      當然,開放與自由從來與風險相生相伴,金融越“自由”,國內外資本尤其是沒有真實貿易背景的國際游資,很可能利用“上海自貿區”作為平臺,實施資本的快進快出瘋狂套利,輕則擾亂中國金融市場,重則沖擊中國的金融秩序并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所以,打造金融新“自由”對上海來說決非一宗輕松的事。

航運及稅收新“自由”      “自由貿易”必須由自由的國際航運為其配套。這涉及上海大力開發現代服務業范疇內的現代“航運經濟”,主要包括:船舶交易、航運經紀、航運指數、航運咨詢、航運會計、航運審計、船舶租賃、航運保險和再保險、江海陸物流聯運等一整條航運產業鏈的打造。還涉及船舶注冊、航運通關、航運金融、航運便利化、海事法律服務、境外所得稅免征利得稅和薪俸稅等完整的監管服務鏈。

      上述“兩鏈”,***、中國香港、巴拿馬等真正的國際航運中心均相當成熟,但對上海卻屬典型的新手,有些項目還呈空白。至于由國際貿易和國際航運派生的“第四產業”甚至“四點五產業”之類的現代服務業,對于上海而言,目前尚鮮見有完整和通俗的概念普及公開見諸報端。

      低稅收是各國爭搶“自貿蛋糕”的一柄利器。對于上海而言,主要涉及區內注冊企業按減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區內注冊企業境外直投收益采取分期繳納所得稅政策;現有流轉稅是否予以取消;增值稅和消費稅收還是不收。還有區內注冊企業即期享受出口退稅難題。眼下,出于防止騙稅等因素,貨物進入保稅區,海關管理上已視為出口,但稅務管理卻不予認同,致使企業不能享有即時退稅優惠而占用流動資金。隨著“上海自貿區”正式啟動,原則性的、一攬子的稅制調整和稅收優惠圖譜已然確立。若干年后,“上海自貿區”有望成為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百慕大之類的“避稅型自貿區”。

法律新“自由”和監管創新

      推進“上海自貿區”建設,除涉及暫停執行《文物保**》部分條款外,還涉及現有《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事業法》等三部法律暫停執行。也即,“上海自貿區”必須是一個“有限的超法制特區”。內行人皆知,三部涉外經濟法,主要是限定外資一定的經營范圍、出資比例等。前者主要出于保護部分國內產業發展的需要,后者則為了防止區內外資成為**控股股東。雖說這是國際慣例,但必須進行適度調整,倘若誘鉺不夠“美味”,外資就會選擇別國的“自貿區”。

      此外,相對于前文所及的適用于傳統自貿區的正面清單管理,“上海自貿區”擬實行負面清單管理。通俗講,就是對區內注冊的中外企業開列一張中國法律所不允許經營的事項,除此之外,區內注冊企業均可以自由經營。很顯然,這涉及重大的政策突破。而且,負面清單管理必須“法外施恩”在先,這正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通過在區內暫停三部涉外經濟法律動議的原委所在。

      上文所及之外,政府服務與政府監管的創新,也是賦于“上海自貿區”新“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前置條件。

      作個簡略概括,“上海自貿區”的新“自由”將集中體現于“一簡化六自由”:簡化管理尤其是行政審批,使區內注冊企業享受貿易自由、人員進出自由、貨物進出自由、服務進出自由、貨幣流通自由、貨物存儲自由,并使與區內注冊企業有業務往來的區外企業搭車享受“一簡化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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